景德镇在线讯（胡维权 邵宇）为准确掌握公司安全生产实际情况，查找安全管理薄弱环节，促进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5月10日上午，国网景德镇市昌江区供电公司安全查评组一行对景德镇广源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省管企业）进行春季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督查及安全管理评价本站

期刊目录｜《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目录及内容提要本站

　　中国经济学探索延续百年，历经近代在传播与转型中孕育、上世纪90年代在选择与实践中争鸣、党的以来在积累与创新中厘清这三次学术讨论。本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表述方式、具体界定、理论逻辑及特征演变等进行了全面回顾，对其间涌现的各种提法加以梳理统计，揭示了概念的演变趋势与基本要素，并给出关于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标准与建议。研究发现：（1）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这四条线）学界对经济学二元学科特质的认知虽持续存在差异，但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目的、主体、对象和方法等特有属性的共识逐步加强，促使其概念轮廓不断清晰，并在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为落脚点；（3）中国经济学应至少满足以下标准：中国经济学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吸收各种已有经济思想并实现创新，致力揭示中国经济规律，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并寻求更具一般性和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提炼，最终形成一套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在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如何度量全球风险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以及全球风险如何参与国内债市风险定价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构建双因素波动溢出模型和多因素的条件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比较研究全球因素（包括美国因素和欧元区特有因素）对中国不同期限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并考察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国债的风险定价。研究发现：全球因素对中国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是显著的，其对中国长期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高于短期国债；美国因素对中国短期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高于欧元区特有因素，而欧元区特有因素对中国长期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高于美国因素；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趋同和货币政策趋同（货币政策趋同和汇率波动）对中国长期国债（短期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中国国债的风险价格和风险敞口均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与美欧相比，其超额预期收益和风险价格通常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在危机时期会出现大幅飙升的现象。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全球第二，表现出全球“避风港”的潜力，研究这两个大类资产间避险对冲效应，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条件协偏度和协峰度来刻画一种资产风险变大和出现极端风险的情况下另一个市场是否具有对冲功能，并检验这种避险对冲效应是否影响股票和国债的风险溢价。结果发现，当一种资产对另一资产的条件协偏度下降和条件协峰度上升时，其预期收益会随之上升，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之间可以互相对冲风险，其跨市场定价机制符合偏度偏好和峰度厌恶假设。比较分析国债期货重新上市交易前后样本，可以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股票和国债市场间避险对冲效应有所加强。本文还将研究拓展至期货市场，发现国债现货能够对冲股票期货市场的波动性和极端风险,但相互避险的作用在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市场之间、其他现货和期货交叉市场间并不显著。这些发现为监管部门继续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放开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交易的管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金融摩擦在金融产品定价、政府和中央银行平滑经济周期波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还没有文献将BGG框架的企业融资需求摩擦和GK框架的银行信贷供给摩擦整合到一个框架中，对比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财政资源的战略优先配置问题。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发现：（1）针对中国问题的含有金融供需摩擦的理论模型，其结果的矩吻合匹配较好，且部分指标结果优于Kirchner & Wijnbergen（2016）的框架。（2）银行信贷供给摩擦下，财政刺激效果低于无摩擦的情形；而企业融资需求摩擦下，财政刺激效果高于无摩擦的情形；对比两者，银行信贷供给摩擦下的财政政策乘数较小。（3）支持财政扩张的债务是否影响银行资产配置已成为“通过居民发债扩张”与“通过银行发债扩张”两种经济刺激的关键差别。（4）经济下行背景下，短期内财政援助银行更占优。长期内，当政府债务负担较低时，财政援助银行更占优；当政府债务负担较高时，财政援助企业更占优。

　　本文利用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数据库与上市公司各类报道的原始数据，构建了金融科技对上市公司关注的指标，研究金融科技平台在金融信息服务领域对分析师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信息市场供应角度来看，金融科技平台介入到金融信息领域之后，分析师报道在整个领域的份额开始减少，表明金融科技平台对于分析师市场呈现出替代效应，并且该效应在分析师关注相对较少的样本中更加显著。此外，本文从市场效率的角度进行深入验证，发现金融科技关注显著降低了分析师在股票交易市场的有效信息贡献。

　　如何理解收入分配演化机制，对政府调节不同群体间收入分配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不同技能劳动力，研究了结构转型在技能溢价变动中的作用。本文发现在产业部门间产品替代弹性较低时，随着资本深化或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水平更快提高，生产要素将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技能密集型，那么技能溢价将上升，反之亦然。劳动力数量增长后，如果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技能密集型，那么即使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之比提高，技能溢价也可能会上升。本文提出即使不假设资本技能互补或技能偏向型技术等生产特征，结构转型也会改变技能溢价，这为理解收入分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制度，估计了父代超过退休年龄对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父代在超过退休年龄之后与之前相比，子代生育概率显著提高大约6—9个百分点，说明子代会根据父代退休时间规划生育时间，以缓解生育和工作的矛盾。本文进一步发现父代超过退休年龄之后，提供的隔代照料时间明显增加，而且父代超过退休年龄对子代生育的效应在低教育程度父代群体中、工资收入较高的子代群体中和在社会托幼成本较高的地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效应也更大。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提高生育率也是重要的应对措施。本文研究表明，在当前生育机会成本较高、婴幼儿社会照料缺失环境下，这两方面的政策目标存在冲突，采用可选择的退休年龄政策可缓解这一冲突。

　　理解延迟退休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对养老金改革和积极老龄化政策制定至关重要。以往研究大多忽略了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在延迟退休中的作用，并且未考虑延迟退休的短期动态效果。本文在一个75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刻画了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并嵌入个体代际内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通过参数校准和政策模拟，从比较静态和转移动态两个维度探讨延迟退休相对于其他促进养老金财政平衡政策的优劣，以及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之间的差异。本文发现，当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财政失衡时，相比于提高养老金税率，延迟退休具有额外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在长期内，延迟退休有助于提升产出，在社保降费的背景下，给了政策制定者更大的调整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空间。在短期内，最优延迟退休方案取决于政策目标，有缓冲期、小步慢走的延迟退休方案能够有效降低改革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性，并且减少临退休群体的福利损失。

　　为了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规模、质量与效率，实现乡村振兴，政府既需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也需要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效率。本文从集体行动的角度研究宗族多样性对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包括其对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的影响，及社会与政府相互作用提高政府在农村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1个省758个县1949—1990年前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数据及20世纪80年代反映宗族多样性的姓氏数目和姓氏集中度数据，本文发现，姓氏数目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姓氏集中度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本文还发现，社会力量有效地补充了政府的作用，在姓氏数目少、姓氏集中度高的地区，政府公共支出效率更高，具体表现在对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理论上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仍存在争议。本文基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研究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研究发现，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其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提升较少。这表明产业政策既可能会激励公司创新，也可能导致公司仅仅为表面迎合政策要求，而无意于真正从事创新。机制分析结果还发现，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也会聘请更多高学历的员工，但产业政策所带来的减税优惠、政府补助以及人才聚集效应只会促进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而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显著减弱。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协调了“产业政策之争”双方所持的不同理论观点，也为政府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环境规制如何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和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以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倒逼”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倒逼”效应体现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挤出”效应体现在迎合政府和机会主义，在控制内生性、排除干扰性因素、改变变量定义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资源基础较强时，排污收费对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更加明显，但环保补助不存在这一现象；排污收费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成果的产出，而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成果的产出。本文发现了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对已有关于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研究的争论提供了中国的微观证据，为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持。

本站 又一家民营航空撑不下去了。 第一财经记者今日获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龙江航空有限公司98%股权对应股东部分权益价值项目（第一次拍卖）的公告，意味着2017年才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