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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召鹏：“国民共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站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存问题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特征决定的。整体而言，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主义社会相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较落后，并不具备实行单一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而且社会主义生产力具有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

　　一般而言，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过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来衡量，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由生产中的分工的发展水平决定。“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而“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由于分工的存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是由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生产力中的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生产力结构。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结构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性质和结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是建立在现代化的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不断发展，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力对于社会整体的协作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私人资本无法实现整体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资本主义国家吸取危机的教训，通过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组建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宏观调控和国有企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周期性危机。

　　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国有经济比例上升，一旦威胁到私有资本利益，必然遭到整体资产阶级的反对，从而削弱国有经济的力量，减小宏观调控的力度，使得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难以消除，甚至愈演愈烈。20世纪70年代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这种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改善资本主义的状况，反而在2008年集中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与资本主义社会处在同一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建立在现代化的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控制和使用生产资料，使得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明显增强。

　　这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从根本上促进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存在的根源在于生产力水平和现代化分工。有观点认为，我国发展国有经济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分析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

　　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我们在经济基础上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决定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基础，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现代化分工是国有经济存在的生产力基础。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解释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存在的合法性；也正是因为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才从根本上得到了保障。

　　虽然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社会分工程度，但生产力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些部门或行业发展水平高，而有些部门或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这一不平衡的发展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并存。

　　由于存在旧式社会分工，某些行业或部门的技术水平较高，社会化分工程度也更高；也有一些行业或部门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关键，如基础工业、能源、交通运输行业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平台经济等。这些部门或行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即国有经济。

　　因此，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和领域，一般都需要建立国有经济。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表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有利于从整体上协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在一些技术发展水平落后、分工程度较低的行业或部门，则不太适合采取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开放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证明了所有制结构必须与生产力结构和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结构中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这部分经济成分，并不能够通过人为因素一下子提高。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主义原理》中指出：“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情况。

　　这是从生产力的发展特征来解释为什么我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得以共存，这也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是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存发展的肯定和坚持。

　　但需要明确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存关系中，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现代化社会分工程度所要求的。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也无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民共进，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内在属性的系统分析基础之上的。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错误认识是没有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国有经济的内在属性造成的。其混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同未来社会公有制内在属性之间的差异，缺乏唯物史观视角的分析。

　　根据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具有公共性和商品性的二重性，而具有二重性的国有经济是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共进”的根本原因。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相互促进，可以分别从国有经济的二重性来论述：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商品性为“国民共进”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可以共存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公共性，使其行为逻辑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根本，而不仅仅以盈利为目的。

　　国有经济的公共性，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以及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保障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公有制的属性决定国有经济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公有制一般属性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消灭了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基础。因此，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关系也将被消除。

　　但结合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情况有所不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主义社会区分为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为我们的分析打开了思路。马克思认为，在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旧式分工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增长起来，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全体劳动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但在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力还带有资本主义旧社会的一些特征，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相比较仍然较低，尤其是未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落后，这些特征更加明显。此时的社会财富并未充分涌流，还不能按需分配。劳动仍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劳动者必须与生产资料结合，参与必要的劳动，才能获取必要的收入和生活资料。

　　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全体劳动者平等地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没有任何一个劳动者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权不劳而获，社会依据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进行按劳分配。

　　通过对社会主义阶段的公有制实现过程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劳动者而言，并不独立地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必须从事生产活动，凭借付出的劳动量获取等量的生活资料。“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劳动者只有投入了社会所需要的劳动，才能真正享有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利。

　　按劳分配中所采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工的存在导致需要进行产品交换，而产品的交换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这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和基础。这就导致与公共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在产品交换时，具有一定的独立利益。

　　独立利益根源于劳动力所有权归劳动者个体所有，也来自于生产资料公有但单个劳动者并不占有这一特性。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我们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商品属性的结论。

　　但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表现出来的商品属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商品属性有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劳动者整体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之上。公有制的商品属性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形式上的表现。由于占有生产资料的平等地位，劳动者之间只能凭借劳动获取收入。

　　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可以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劳动力表现为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雇佣劳动的形式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资本主义私有制表现为一种完全的商品性，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仅仅是具有商品性的形式，是一种不完全的商品性或局部商品性。

　　公有制的商品属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也具有商品属性。在微观领域，国有经济的商品性使得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互竞争，相互影响，共同发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财、物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交流与配置，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了所有制优势，使国有经济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同私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同发展，各自发挥优势，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而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国有经济内在属性的误判，教条地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论述为指导构建计划经济体制和国营经济运营模式。

　　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国有经济必然无法与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兼容。可见，认清国有经济的商品属性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得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共进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即国有经济，国家代表全体劳动者占有、控制、管理生产资料，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存在形式。

　　与未来社会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由国家代表全体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以国有企业为中介，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间接结合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由国家代表全体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对生产资料实行统一的计划和调配，使个人生产力变成社会生产力，最大程度地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

　　为了使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和分配满足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国有经济成为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计划调节和干预的重要手段，这体现了国有经济的公共性或计划性。国有经济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生产资料的使用方面。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计划地安排和使用生产资料。

　　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有计划地引导市场，满足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发挥政府的作用，归根结底体现的是国有经济的计划性。如果没有公有制为主体，“有为政府”也很难实现。

　　有些观点片面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政府的宏观调控带有明显的计划性特征，这是公有制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面对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社会主义国家以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为依托，对市场经济进行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调控范围被限制在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界限内，这种宏观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其表现出的周期性危机、贫富分化等经济社会弊端。

　　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调控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国家干预过多，影响到资产阶级的利益，就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反对。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宏观调控，代表的是全体劳动者的利益。

　　与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公共性表现出如下特征，而这些特征从根本上保障了“国民共进”的实现。

　　首先，国有企业的生产不能只关注微观效率和私人利益，还必须满足社会的共同利益，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提升宏观效率，这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比如国有经济重点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基础工业、能源、基础研发领域等等。

　　这些行业的国有经济保障了国家整体经济的起飞和资本积累，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公品，弥补了市场失灵。这是“国民共进”得以实现的关键。

　　其次，国有企业的管理除了由劳动者参与管理之外，还必须接受全体劳动者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管。这保证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或者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服务，这也要求国企改革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国有经济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2018年10月24日，十三届全国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

　　这是国务院向全国会报告国有资产“家底”，向全体人民交出一份涵盖各级各类国有资产的“明白账”。这体现了我国从政治制度上保障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管理应当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不同于民营经济的营利性目标。这也体现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互补性，这种优势互补有利于促进“国民共进”。

　　最后，国有企业的分配中“经济剩余不归任何个人和集团所有，它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所有的公共积累，一部分以利税的形式上缴社会，一部分留给企业扩大再生产，经济剩余的这种公共性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分配关系上的集中体现”。

　　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决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2019年7月19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资产管理司介绍，近期将对35家中央管理企业实施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预计中央层面59家企业划转国有资本总额在6600亿元左右。

　　这是国有经济保障全体人民利益的体现，是对人民利益的保障，是对民生工作的促进，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也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外部环境。

　　综上所述，国有经济的商品性保障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国有经济的公共性从整体上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和发展环境，促进了“国民共进”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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