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深化制度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10月12日，中办国办公布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重点提出加大行政审批、本站

纪念 ▏《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评论》60年发展历程本站

　　1957年3月12日，随着创刊号出版，《文学研究》成为新中国第一份为响应党的“双百方针”而创办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全国性大型学术刊物。35位编委在文学研究各方面享有权威，整体上代表了当时国内文学研究的领先水平。创刊号上由何其芳执笔的《编后记》旗帜鲜明地提出：“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我们这个刊物打算尽可能废除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这体现了刊物既扎实持重又开放进取的自我定位与精神品格。该期发表的12篇论文皆出自编委之手，有蔡仪、何其芳、夏承焘、程千帆、郭绍虞、罗根泽、罗大冈、陆侃如、冯沅君、王季思、钱锺书、孙楷第、俞平伯诸人的精品文章。

　　最初几期，《文学研究》发表的大都是专家们长期研究积累下来的文稿，是占有丰富材料、潜心结撰的重磅力作。作为全国文学研究者互相交流、切磋、争鸣并展示其最新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文学研究》甫一登场便在短时期内广为流行，发行量达到五万多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9年2月，《文学研究》改版为《文学评论》，重点加强了对社会主义文学现状和对当前作品与文艺倾向问题的关注。尽管当时条件有限，《文学评论》还是组织和展开了诸多富有价值的学术讨论。如关于诗歌形式和格律问题的探究，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辩论。首先是著名诗人现身说法，刊出了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再谈诗歌形式问题》、冯至《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林庚《五七言和它的三字尾》、卞之琳《谈诗歌的格律问题》等文；随即特设“关于诗歌格律问题讨论专辑”，发表了王力、朱光潜、罗念生、周煦良、唐弢、金克木、季羡林、金戈、陈业劭9位专家的争鸣文章，认真讨论了什么是诗的格律、构成格律的因素及中外古典诗歌的格律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类似的精彩专题还有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研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关于历史剧真实性的持续辩议、关于《创业史》中人物形象问题的反复商榷等。

　　之后，《文学评论》推出“兄弟民族文学研究专号”，开设“悼念郑振铎先生专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特辑”等专栏，起到了引领学术潮流，活跃学术思想的作用。在艰难的条件下，《文学评论》坚持正确的导向，坚持学术标准，展示出大刊气象。

　　1978年，《文学评论》正式复刊以后，就文艺与的关系、形象思维、现实主义、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对被错误批判和否定了的作品予以重新评价和探讨。197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文学评论》发表的多篇文章，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对30年来既有重大成就又充满曲折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总结。

　　在当时文艺繁荣和思想活跃的背景下，《文学评论》始终与时代需要相呼应，积极关注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和理论，起到了鼓励创新和开拓局面的作用。1978年，刘心武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受到了严重的非议和批评，《文学评论》编辑部当年组织了专题讨论会，为敢于揭露问题的现实主义文学鸣锣开道，还对报告文学《哥德猜想》、话剧《于无声处》等产生重大社会反响的作品及时刊文予以支持，为《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等勇于干预生活的小说创作发表热情的评论。

　　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文学评论》对历年获奖和引人注意的作品与作家，都适时地发表了有见地的理论文章。刊物格外重视对中青年作家的扶持，不定期地开设“新作评赏”、“近期新作漫评”、“文学新人评介”、“新人新作评介”等栏目，帮助青年作家更快的成长与更好的发展。在新时期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作家，如张洁、茹志鹃、谌容、张一弓、周克芹、冯骥才、陈建功、古华、邓友梅、陆文夫、王安忆等人的创作都曾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此外，刊物还深度介入新时期之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潮流，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1985—1986年，《文学评论》连续开设“我的文学观”专栏，吸引了大量作家和理论家为之撰文，如张承志、李存葆、李杭育、林斤澜、孙绍振、李庆西、陈晓明等。其中，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合作的文章《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强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这一新颖的文学史观迅速成为热门话题，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此外，《文学评论》还开辟了“文学研究方法创新”、“评论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笔谈栏目，陆续推出了“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语言问题与文学研究的拓展”、“行进中的沉思”等特辑主题。凡此种种，皆有助于打破精神枷锁，体现出了一份学术刊物发扬蹈厉的担当与勇往直前的锐气。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评论》特别注意扶植年轻的新锐作者，中青年作者的文章日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文章常常闪现着活泼而新颖的思想，勇于表现自己的风格，展现了新时期学术研究的新活力。他们十分注重联系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不断解放思想，以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正本清源，持续地进行正面的学理方面的建设，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刊物发行量不断上升，最高印数曾达18万册，创历史新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评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政策，发表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基本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对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和流派问题进行了研究，刊发了古今中国文学经典文本重评的文章，评述了国外新的文艺、文艺观点和创作流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文学评论》组织和展开过大量引领潮流的学术讨论。如1997年设置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专栏，敏锐地抓住了当时文艺理论的热点话题，一时之间，耆宿与新锐纷纷登场，上演了唇枪舌剑的精彩交锋，影响很大；进入21世纪之后，仍不时刊发相关文章，鼓励学界对此进行持续的切磋与争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建设的探索提供了坚实而活跃的学术平台。其他专栏，如“海外学人园地”、“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网络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回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形态化’讨论”等，多方面地寻找文学研究各学科的学术生长点。

　　新时期以来，《文学评论》更加强调学识、学理、学风相统一，重视积学、承学和续学相一致，力图最大限度地融通学科内各专业方向，跨学科边界地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反思中整合，在梳理中构建，这对于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整合与完善，以及学科空间与边界的探讨和规划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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