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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本站

　　（Paul A. Samuelson，1915年5月15日—2009年12月13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萨缪尔森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也融合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创立了新古典综合学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1970年，55岁的萨缪尔森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萨缪尔森的研究涉及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例如一般均衡论、福利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四百万册，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书中的税收理论、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性质、税收原则、税收影响。

　　生产要素报酬就是生产要素的收益，要素报酬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要素的边际产品也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在短期内，虽然产品价格会因为国际贸易而发生变化，但生产要素还来不及在部门间流动。因此，国际贸易在短期内只影响产品价格。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一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上升，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下降。由于MPL和MPK不变（因为生产要素不流动），而出口产品价格（PX）上升，所以出口行业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WX，RX）都会增加。反过来，由于进口产品价格（PM）下降，进口竞争行业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WM，RM）都会减少。也就是说，出口行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受益，而进口竞争行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受损。

　　长期来看，生产要素可以在各产业间自由流动。国际贸易对生产要素报酬的影响就要结合产品价格和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变化来分析。由于贸易的结果使出口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受益，报酬提高，进口竞争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就会向出口行业流动。这里我们假定出口行业是劳动密集型

　　青年时代的萨缪尔森 的，进口竞争行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进口竞争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较高，当本国进口竞争产品产量因国际贸易而减少后，转移出来的资本就比劳动多；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行业的劳动—资本比率相对较高，在出口产品产量扩大后对劳动的需求大于对资本的需求。这样，从进口竞争行业转移出来的资本多，但需求少；转移出来的劳动少，但需求却更多。结果就是资本相对过剩，劳动相对不足。如果两个行业都按照原来的资本—劳动比率生产的话，就会有一部分资本闲置下来。

　　但是，当资本过剩时，它就会变得相对便宜，这样闲置的资本就会被两个行业吸收，以用来替代相对稀缺从而昂贵的劳动（这里我们假定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这样，两个行业都会比贸易前投入更多的资本来替代劳动，于是它们的资本—劳动比率都会比贸易前提高。由于资本投入增加，各行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而资本边际生产率则因为资本投入增加而下降。结果对出口行业而言，由于PX提高，MPL也提高，所以WX也就上升，也就是出口行业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对进口行业而言，由于PM下降，MPK也下降，所以RM也就下降，也就是进口竞争行业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下降。

　　在以上的长期分析中，国际贸易对出口行业资本报酬的影响以及对进口行业劳动报酬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推导来说明这两种要素报酬的变化：我们的分析一直假设贸易前两个国家国内要素市场是均衡的，这样，出口行业的工资水平和进口行业的工资水平就是相等的，即WX = WM，同样，出口行业的利润水平和进口行业的利润水平也是相等的，即RX = RM。在贸易后的要素市场也将形成均衡，从而进出口行业的工资和利润在新的均衡状态下也必然是相等的。这样，开展贸易后，我们已经推导出出口行业的工资将上涨，进口行业的利润将下降。那么，在贸易后WX = WM，RX = RM的情况下，进口行业的工资水平WM也会上升，而出口行业的利润水平RX也会降低。

　　把以上分析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长期来看，开展国际贸易后，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也就是本国充裕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会提高，而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也就是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会下降，而且无论这些生产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都是如此。这个结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论证的，因此称为“斯托尔珀—萨缪尔逊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从上面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发生国际贸易后，由于生产要素报酬（价格）是产品价格与要素边际生产率的乘积，所以生产要素报酬的变动会超过产品价格的变动。这一结果被称为国际贸易的“放大效应”（magnification effect）。

　　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两种产品的价格完全相等，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完全相等，此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贸易也就停止。两国间开展贸易的结果会使两国的生产要素价格最终相等这一趋势被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由于这一定理是由萨缪尔森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逻辑论证的，因此该定理又称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

　　1931年，聪明勤奋的萨缪尔森，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考入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尽管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但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适合他，用他自己的线日（芝加哥大学开学的这一天）才是他真正的生日。

　　进入大学后，他高效率地利用时间学习，博览群书。他爱好广泛，课余常把做高等数学习题作为自我消遣。他对物理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初入大学时，萨缪尔逊年纪虽轻，但沉着稳重，喜欢思考。他对前人的理论总抱着审视的态度，寻觅理论尚未完善或不完美的地方。萨缪尔逊最后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其平均成绩是A，随后他从容地进入哈佛就读。进入哈佛大学后，萨缪尔逊的眼界大为开阔，这里的学术思想与芝加哥大学迥然不同。 [9]

　　面对着各种学术流派，他更加刻苦地探讨和研究、类比各种学说的异同，找出他们的不足。1936年，即来到哈佛大学一年后，萨缪尔森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以敏捷的思维、广博

　　晚年的保罗·萨缪尔森 的知识及实干精神，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权威人士阿尔文·汉森教授的青睐。汉森收萨缪尔森做自己的助手，这使他对各种学派的研究更为深入。他不断地探讨汉森的学术思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研究的主攻方向。 [9]

　　1936年，自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以后，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萨缪尔逊的导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来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后来转而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人，把凯恩斯主义移植到了美国。他不但继承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而且把这种学说理论通俗化，还做了一些补充发展，后来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权威人士之一。萨缪尔森纵观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感到确有可研究之处，于是师生协作，不断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这样，汉森和萨缪尔森便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萨缪尔森对研究凯恩斯主义所做的贡献远比他的导师大得多。

　　萨缪尔森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新阅读了从威廉·配弟到亚当·斯密，从李嘉图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凯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凯恩斯主义。

　　针对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投资乘数论”和“就业乘数论”，汉森认为，乘数论不足以说明问题，原因是乘数论没有说明一定量的投资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增加，也没有明确收入（或消费）的变化如何引起投资的变动。因而只有把加速原理（关于收入或消费量的变化如何导致投资量变动的理论）和乘数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估计乘数的作用，并解释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现象。

　　萨缪尔逊注意到了乘数论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关系，他在导师的提示下巧妙地把两者合为一体，于1939年发表了他的作《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并首创经济波动的模型，指出政府开支对国民收入的重大作用。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是他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萨缪尔森的研究，涉及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他根据所考察的各种问题，采用了多种数学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静态均衡分析，也包括动态过程分析的方法，这对当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许多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萨缪尔森对静态、比较静态、动态三者的联系和区别，做了精辟的论述。在一般均衡论方面，他补充并发展了希克斯关于静态一般均衡稳定条件，进一步发展了均衡的极大条件、均衡位移和提·查特莱尔原理，并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经济实例，说明数理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 论的建立和在实际生活中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论述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自庇古（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以来在福利经济方面少有的理论之一。

　　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萨缪尔森补充了比较成本学说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对贸易国之间的生产要素价格趋向均等的条件作了严密论证，被西方人士公认为“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逊模型”。他论述了国际贸易对贸易国利益的影响，被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一项重要发展。由于萨缪尔森在经济理论界全面开创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在1947年提升他为经济学教授。同时，美国经济学会吸收他为会员，并授予他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论述的税收理论和政策主要包括的内容有税收性质、税收原则、税收影响：

　　“在决定如何向他们自己征税时，人民实际上所决定的是如何把满足社会需要的资源从各个家庭中取出，从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中取出，以备作为公有物品和劳务来使用。”在这里，萨缪尔森指出了政府的税收是来自对私人部门的征收，这是税收的第一次再分配；另一方面，他认为，政府取得的税收主要用于转移支出，这是第二次再分配。国家也在福利转移支付上花钱，把钱给予社会上某些人，以便用于他们的私人需要。他进一步分析，税收的上述两次再分配是对社会有利的，是公平的，因为税负是“落于富人，而不是穷人”，“落于有形资源（如土地和财产），而不是劳动力所有者身上”。十分明显，萨缪尔逊企图通过对税收经济性质的分析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公平分配，它抹杀了资本主义税收的根本性质，掩盖了资本主义国家税收的线]

　　萨缪尔森对传统理论中的“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两个税收原则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个原则固然重要，但他们却存在选择上的困难。“设想甲乙二人一切相同，其唯一不同之处是乙的财产和收入为甲的十倍。这是否意味着乙为保卫缴纳的税款的绝对量应和甲一样？或者为了支付费用，乙应缴纳同一比例的收入？或者，由于需用较多的时间来保护富人的财产，境况富裕的乙必须用收入的较例来付税才算是偿付了他在费用中的公道分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兼顾两个原则的公平合理原则，分别按横的公平和纵的公平征税。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征收相同的赋税；对于情况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赋税。为此，一国应采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

　　二是税收对劳动力的影响。在一些场合，如劳动力工资较低或税率较低，所得税可以刺激劳动者努力，而在另一些场合，如累进税率较高，所得税则可能妨碍劳动者努力。

　　三是税收对投资的影响。萨缪尔森认为，累进税会给风险投资带来不利影响，累进程度越大，这种影响就越大。但是，累进税同时也有对这种影响的抵消作用，因为“税款取自仅仅花费其增长的收入的微小部分的节俭的富人，而不取自花费其一切的穷人。以此而论，累进税可以把消费的力量保持在高水平”。消费水平高，自然对投资有利。

　　四是税收对消费和国民收入的影响。萨缪尔森认为，税收对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增加税收，使得“我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将降低，而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又使我们减少消费支出”。他分析到，消费支出的减少必然使消费曲线下移，较低的消费曲线自然相交于较低的国民收入曲线，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结论是，税收的增加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国民收入下降。（部分资料来自网络，侵权联系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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