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财经《正点财经》）在上海杨浦区，很多餐馆引入了自主称量打菜设备及餐饮管理软件系统，打菜不仅可以"斤斤计较"按块、按条来卖，餐后还可以为居民度身计算热量，优化饮食结构。 上午11点本站

疫情反复下的经济复苏态势与金融风险防范本站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延续，但受疫情反复影响，复苏势头有所减弱；另一方面，高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及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肆虐，各国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经济实现完全复苏的进程漫长曲折。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宏观研究员张宸博士。他表示，疫情蔓延导致全球供应失序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进一步推升了有关国家的通胀水平。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上升，政策权衡取舍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中美大国博弈呈现长期化趋势，中美经济与宏观政策周期出现一定差异，美联储下一步加息缩表等紧缩政策的措施对全球金融环境的影响需谨慎关注。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俄乌冲突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势必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您如何看待接下来全球经济的走势？其中有哪些积极因素和关键问题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张宸：2022年伊始，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迅速传播，许多国家重新采取措施限制人员流动，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加剧。供给冲击仍在拖累经济活动，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短缺现象仍难以迅速缓解，造成制造业活动疲软，并导致物价居高难下。俄乌冲突所致额外的能源价格冲击，给通胀带来更大压力，同时冲突的持续也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实体经济、金融环境和企业信心等方面造成显著外溢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或将进一步下调。创纪录的全球债务水平和不断上涨的物价，限制了许多国家应对外部扰动的政策选择空间。

　　从积极的一面看，世界经济面临的诸多困难或逐步得以改善。相比德尔塔毒株，奥密克戎新变种毒株感染症状相对较轻，预计感染病例激增的情况将较快缓解。因此，尽管奥密克戎毒株将对2022年一季度的经济活动造成拖累，但其影响有望从二季度开始消退。俄乌冲突在二季度有望告一段落，若俄乌协议停战，则冲突的外溢影响也有望自二季度开始减轻。预计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3.1%，主要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增长3.6%，美国增长2.8%，欧元区增长3.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2.6%，亚洲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增长6.7%，其中中国增长5.5%。俄罗斯由于遭受严厉制裁所致的严重衰退将显著拖累欧洲新兴经济体增长，也将对德国等与俄罗斯经济联结密切的发达经济体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由于不确定性较大，尤其是俄乌冲突若延续日久，而不能尽快恢复和平，不排除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继续下调的可能性。

　　通胀压力与金融市场不稳定性仍是关键问题，发达经济体刺激政策开始退出。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行为增加，非银行金融机构脆弱性加剧，给宏观政策权衡带来了进一步挑战。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决定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0.25%至0.5%之间，为2018年年末停止上一轮加息周期以来的首次加息。根据美联储官方点阵图所示的加息路径预期，年内将继续加息6次，每次25个基点，年底预期政策利率中位水平为1.88%，同时预计2023年再加息三次。相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鹰派转向，欧洲央行决心在相对更长的时间内维持宽松政策，显示了其滞后于美英等国的经济及金融周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重申，欧洲央行仅在三季度购债计划结束“一段时间”后，才会就利率变化展开讨论。俄乌冲突预计将对欧元区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更多国家实施货币政策紧缩，世界经济将面临利率上升的金融环境。拥有大规模外币借款和外部融资需求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尝试在可行的情况下延长债务期限并控制货币币种错配，为可能出现的金融市场动荡做好准备。更具市场化弹性的汇率浮动机制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在必要情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需要采取外汇市场干预和临时性资本流动逆周期管理措施，以便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空间，使其能够聚焦国内经济形势。

　　《金融时报》记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您如何看待这一复杂态势？

　　张宸：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至2月经济数据，我国经济呈现出回暖迹象，但结构问题依然突出，需求仍然较为弱势。考虑到近期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以下简称“金融委会议”）强调“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以及3月以来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和外部局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加剧，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1至2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较去年12月增幅扩大3.2个百分点，其他多项主要经济数据指标也显著超出市场预期。

　　同时，3月11日公布的金融数据却在总量和结构上均有所转弱。2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1.23万亿元，同比少增1258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9万亿元，同比减少5315亿元。从结构上看，企业中长期需求疲弱，拖累信贷增长。居民中长期同比增长首次转负，体现居民购房意愿依然偏弱。

　　投资增速出现显著回升，但房地产依然承压。1至2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达到12.2%，较去年全年增幅扩大7.3个百分点。从行业结构看，基建投资增速达到8.1%，带动了制造业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等行业的投资增长，集中体现了稳增长政策的持续落地。当前基建资金较为充裕，去年底提前下发的专项债额度在今年1至2月的发行进度较快，叠加2021年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较慢，部分专项债于去年底发行对今年一季度形成实物工作量支撑。同时，各地重大项目开工节奏显著提前，资金和施工节奏共同促进基建投资回暖。房地产开发投资亦有一定复苏，1至2月增速为3.7%，扭转了去年连续4个月同比负增长局面。但新房开工、销售和购地支出等指标仍然出现显著负增长，表明当前房地产行业仍面临显著的下行压力。

　　出口继续保持韧性，对经济形成支撑。1至2月，我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速达13.6%，依然维持较高景气水平，说明我国体系化、集群化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显著比较优势。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我国出口份额上升，主要是挤占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份额，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受到疫情拖累而复苏乏力，无法对我国出口产品形成替代。发达市场国家则逐步解除疫情防控限制措施，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对我国外需形成支撑。俄乌冲突及对俄制裁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潜在风险也使得我国强大稳定的生产能力优势凸显，同步带动出口景气延续。

　　消费恢复较为缓慢，尚未修复至近十年来的趋势水平。其中，剔除汽车销售后的商品销售，及以餐饮收入为代表的服务消费距离趋势水平分别尚有7%与10%的缺口。消费疲弱固然受到疫情防控措施部分影响，但更主要是受居民预期可支配收入增长较慢及家庭部门债务负担加重等因素拖累所致。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那么，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助力实现全年经济目标？

　　张宸：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将保持战略定力，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部署，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增强有效性，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及时动用储备政策工具，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发挥财政稳投资促消费作用。保持适当支出强度，提高支出精准度，大力优化支出结构，重点支持科技攻关、生态环保、基本民生、区域重大战略、现代农业和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重点项目建设。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

　　货币政策方面，近期金融委会议对此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新增要保持适度增长”。显然，在经济发展的压力和挑战面前，货币政策应更具前瞻性和精准性。当前，实体经济依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成本费用上涨等问题困扰。市场主体的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仍然不小。在内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背景下，为了实现“青山常在，焕发生机”，需要货币政策更加灵活精准主动应对，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既要坚持“以我为主”，又要“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抓紧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引导预期。结合使用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发挥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稳定银行负债成本，引导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金融时报》记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从国际和国内来看，有哪些潜在风险因素不容轻视？请您从资产管理公司层面谈谈怎样防范化解？

　　张宸：党的十九大作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要部署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金融委靠前指挥，金融监管部门认真履行相关政策制定与监管职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稳步推进工作任务，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我国金融体系静态风险吸收能力明显提高，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国宏观金融风险水平保持总体稳定，金融业各项主要监管指标保持在稳健区间，重点高风险机构得到稳妥处置，重点风险领域得到有效管控，金融体系内的资产扩张速度压降到较低水平，坚决遏制资本在金融领域无序扩张。金融监管部门坚定不移推进强监督、强监管，一体推进惩治金融和防控金融风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

　　但也应看到，各种因素动态变化、叠加、共振可能衍生形成一系列新的风险，金融风险防控面临中长期挑战。从国际看，世界各国进入新冠肺炎疫情缓和后的政策正常化时期，美国宏观政策紧缩易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脆弱性相互叠加，全球潜在金融动荡与我国经济增速下行、风险暴露可能在时间上重合；从国内看，短期内的三重压力和中长期经济转型压力并存，一些地区及行业蕴含的潜在风险因素不容轻视，存在局部风险暴露叠加，进而引发风险共振的可能性。

　　在上述形势下，应当坚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夯实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其一，坚持通过市场化手段主动化解金融风险。应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做好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处置工作。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坚持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进一步健全不良资产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不良资产市场主体的市场化改革，更好地发挥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核心功能。推动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责主业，认真落实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各项任务部署，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其二，持续探索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定位从主要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扩展到与企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另类投资银行业务。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部分企业的资产负债、现金流与盈利情况可能不佳，在市场主体新旧更替的过程中，金融资源需要随经济转型进行重新配置优化，金融风险（如问题资产、问题企业）规模可能上升。同时，新经济领域市场主体大幅新增，由于技术迭代快、市场竞争充分，新经济领域企业生命周期有所缩短，新能源汽车、芯片等新兴行业均有前期投入巨大的企业出现问题。此外，双碳目标下经济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风险也在上升，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首当其冲。综合来看，在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背景下，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持续调整过程中，不良资产将进一步产生，这一形势需要专业化机构对相关风险进行及时有效化解。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资产管理公司采取多种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鼓励其积极应对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新形态不良资产。

　　立足“治未病”与“治已病”辩证关系，坚持疏通经济毛细血管，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对于遇到阶段性困难的企业，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流动性纾困、辅业剥离、并购重组等方式，积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助推优质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对于陷入严重困境的企业，资产管理公司将通过问题资产的重组重整、企业破产清算等市场化运作，帮助其实现存量风险的尽快出清，以此促进要素资源的存量盘活。

本站 全球范围内，新冠疫苗的第一轮接种高峰已至。由于美国疫情“第一波从未结束”，美国的重点人群和高龄、高风险人群就此迎来了一丝曙光。 在刚刚过去的周五（12月18日），美国副总统彭斯面对着一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