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角色: 从产业链到经济治理机制

  • 2022-06-27
  • John Dow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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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2020年的“先进先出”,中国经济将在今年迎来“再平衡”。乘着出口东风,去年一些政策刺激正在按部就班地退出,有望在下半年接近常态化,政策聚焦于促进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外在新冠疫情下的不同表现和政策取向,对全球产业链布局、资本流向将产生长远影响:海外疫情不断反复,中国为全球供应链提供了风雨中的安全港,夯实了“中国制造”的吸引力。

  此外,中国率先政策回归常态,稳步退出刺激、防范资产泡沫,敢于引领全球对平台巨头、虚拟货币加强监管,与发达国家竭泽焚薮的宽松刺激对比鲜明,“中国经济治理”为全球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治理机制提供了基石,夯实人民币国际化。

  制造业韧性通过了考验:去年,在全球经济由于新冠疫情冲击而停滞的“悬崖百丈冰”,中国“独有花枝俏”,率先复苏,也成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安全港。而当前,各大新兴市场由于新冠病毒变种的再次扩散、疫情再次告急,全球供应的复苏重新面临挑战,因而出口订单继续转移至最为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链,中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从去年末的15%进一步升至当前的16%左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攀升至历史最高位,企业长期的需求稳健复苏,工业机器人、机床设备的进口需求旺盛,这些指标均指向中国制造业投资的复苏。鉴于中外在新冠疫情下的表现对比,夯实了“中国制造”的吸引力,笔者预计,今年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望回升至12%,超越疫情前的投资轨迹。

  核心通胀压力相对可控:近期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引发了市场的担忧,不可否认,原材料价格上涨将会在短期挤压下游企业利润,特别是部分企业因需要完成在手订单无法及时提价,从而必须承受所有的成本压力,甚至赔本赚吆喝。作为政策应对,中国监管层可通过窗口指导,收紧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来打击投机炒作,比如提高交易保证金和交易费用、设立价格波动限制等。

  此外,中国可能通过调整钢、铝、煤炭等行业的减产节奏来增加国内供给。但总体而言,这一宗商品价格通胀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因素:发达国家政策超量刺激,带动了煤炭、钢铁等大宗商品的需求,而供给侧瓶颈仍然掣肘,国外一些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因疫情等原因未能完全恢复其产能。

  在这一全球背景下,中国与正在进行“高压经济学”的美国不同,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特别是核心消费物价的压力是可控的,毕竟中国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复苏最为迅速,快于国内需求,需求侧则尚处于缓慢按部就班回升轨迹。这与美国当前的供给侧远远没有恢复、但需求已率先领跑的供需失衡相比,中国自身的通胀压力有限,预计CPI会温和回升但不会过热,PPI同比增速将于5月-6月触顶到8%上下,之后在下半年步入缓慢下行通道。相反,美国经济有进入过热的风险,形成劳动市场工资与通胀预期的螺旋式上升,将美国核心通胀推高到超过美联储预期的水平。

  伴随着经济复苏,中国决策层率先回归政策常态。逆周期政策紧缩正当其时:随着已经颁布的宏观审慎监管逐步生效,广义信贷增速已从去年末的13.4%下滑至4月的11.8%,预计在今年底进一步低至11%。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抓住了出口强势增长的“窗口期”,许多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政策被前置出台,这从对房地产“灰犀牛”划出多条红线展开长效调控,重新聚焦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融资清理,对于金融科技、互联网平台的加强监管,可见一斑。因此,今年信贷增速下滑可能集中在上半年。进入下半年,随着地方专项债集中后置发行以及去年信贷基数逐步走低,信贷增速下降的步伐将显著放缓,并在四季度逐步企稳。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2020年的“先进先出”,中国经济将在今年迎来“再平衡”。乘着出口东风,去年一些政策刺激正在按部就班地退出,有望在下半年接近常态化,政策聚焦于促进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

  近期的监管风暴,本质上是着眼长远、固本培元。尽管去年底开始的金融科技强监管、平台企业反垄断,以及当前对于虚拟货币的监管,似乎让市场有些措手不及,但它们符合过去几年中国树立的经济治理新机制的方向:堵漏洞、补短板、稳杠杆来降低系统性风险,避免金融危机,改善社会问题。

  事实上,近期的监管新举措,已经是过去六年来第四轮的“监管风暴”。此前三轮分别是2016年到2018年的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供给侧改革、金融清理攻坚战和环保治理。它们应运而生的宏观背景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变革: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私人部门兴起,到2001年入世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依赖信贷扩张保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不断累积,人口红利逐步消散。衡量长期增长可持续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逐年走低,部分行业的监管框架在常年高增长后未能与时俱进。因此,2015年以来的上述数轮监管框架的搭建,最终目的,是通过堵漏洞、补短板、稳杠杆来降低系统性风险,从而维持生产率增长。即便在短期内市场信心产生了一些担忧,股票等市场资产价格当时有所调整,然而,强监管的“短痛”最终给中国经济带来显著的长期利益。

  譬如,资本外流趋缓后,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在扩大金融开放、深化国内改革,以及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的三支柱体系下重新起航;中国金融体系因影子银行清理变得更有韧性,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而针对互联网、医药、游戏、教育等行业的历轮监管,最终并未抑制其后续的良性发展。

  最近对科技平台企业的监管也同样反映了政策层对“短痛”和长远利益的权衡。在全球范围内,决策者和研究者都在思考,大型科技平台迅速上升的垄断地位,可能已经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加剧了贫富和劳动者保护等社会问题,并可能在长期或许会抑制创新、威胁金融稳定。因此,此次中国监管的焦点在科技巨头,实际上是引领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

  当然,在这一过程前后,决策层仍可通过加强政策沟通去减少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扰动。此外,针对相关的社会问题,决策层仍需要依赖一揽子政策,加强协同性,才能实现政策目标:譬如,对于收入差距问题,除了从经济角度干预科技对人力资本的挤压,还需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加强社保覆盖等手段缓解低收入流动人口“人户分离”的窘迫。

  综上所述,继通过了全球产业链大考、验证了中国制造的长期吸引力之后,中国敢于率先政策回归常态,无论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稳健回归、对资产泡沫和虚拟货币的加强监管,还是抑制大宗商品通胀,并展开平台经济反垄断,都彰显了未雨绸缪、专注长远的理性决策,与部分发达国家竭泽焚薮的超长宽松刺激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更注重政策的透明性,加强引导和交流。

  一个更为透明的政策环境不仅更能彰显中国着眼长远、固本培元的决心,稳定市场信心,更有助于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下,缓解因为文化隔阂引起的海外对中国政策走向的误读,从而使得中国有望为全球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治理机制提供基石,也夯实了进一步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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