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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为会以报人身份退休没想到转型十年我还在路上本站

　　2012年，报业的天空飘过来一片阴云，一直在高速增长的发行和广告放缓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互联网带来的。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一些报纸经营困难的消息，也证明了这一点。

　　几乎所有中国报人都乐观地认为，离报业发生大面积溃败，至少还有一二十年时间，至少要等到我们退休之后才垮掉也不迟吧。

　　说起来，我已在评论部待了6年，所有的工作流程、编辑思路、言论边界、作者队伍，均烂熟于胸，而且我们的版面质量，在业内也受到一定的敬重。

　　在此之前，网站的工作似乎是被轻蔑以对的，绝大多数的报纸编辑都很看不上网站编辑，认为网站编辑的工作没有什么文化和技艺方面的含量，只是把报纸上现成的东西搬到网上而已。

　　从宣示报纸价值立场的评论部，转到搬运与展示平台的网络编辑部，我不知道领导出于何种考虑。而我，只是想换一个新鲜的工作环境，于是愉快地去了。

　　借助工作便利，我能够看到我们的报纸在网络世界的影响到底如何。我惊讶地发现，一些记者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写成的报道，不仅其他门户网站没什么转载，而且在本报网站上也没有阅读点击，甚至有时候低到只有十几个人看过。

　　试想，如果记者事前知道没什么人看，他有没有写作兴趣？如果有很多人看，是不是所有人都很高兴？说到底，大众传媒上的文章没有什么人看，终究是一种失败。

　　更吓到我的是，我发现自己翻看报纸的习惯逐渐在消失，有时候一周过去，才发现报纸还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

　　2016年底，东方早报宣布关门歇业。从预感到发生，不到5年时间。这成了后来我在不同场合反复宣讲的段子之一，总是觉得这种经历有满满的奇幻之感。

　　工作单位犹如一条大船，那时候看，东方早报尚算航行平稳，但行业是大海，而大海正在快速地干涸。那么这艘船再怎么性能良好指挥得当，又能怎样？

　　我冥思苦想几个月，最终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内容提供者，于是我很快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重新开始写作。

　　作为一名老编辑，我已经养成一种文字的敏感。在评论部，每天要看几百篇投稿，但是到后来，已经练就每篇文章一般只需10秒钟就可以判断它的价值；通常情况下，一二十分钟可以编辑完一篇文章。

　　我先从练笔开始。这就是网络带来的好处，你不用像从前的普通写作者一样，打好草稿，誊写好，装进信封，寄出去，然后眼巴巴地等用稿或退稿通知。

　　长时间的编辑工作，大概训练出一种敏感的选题能力，怎么谋篇布局，怎么遣词造句，也有编辑工作带来的训练，只要写出第一篇，就算开始走上转型之路。

　　有第一篇就有第二篇，就这样慢慢写下去。同时，长时间的编辑工作，使我知道那种三段论式的文章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也知道好的文章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篇文章大致花了哪些功夫，也是基本可以判断出来的。

　　有了这些种种的便利和所知道的误区，转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坚持了两三个月，有的业内编辑朋友开始看到我的文章，主动向我约稿了，大概这就是迈出第一步的第一个正向反馈吧。

　　2014年7月，东方早报的媒体转型项目澎湃新闻网上线，为了致敬即将过去的报业时代，澎湃新闻网专门设立了“社论”栏目。

　　我因为已经算是能写东西的人，在社论委员会挂了个主编的名头，实际工作是每周写两到三篇社论，内容涵盖社会、文化、教育和时政。

　　我的写作，自认为是研究型写作，也就是一个事情，并不急于表明态度，而是先把这个事情所涉及的方向做一番研究。如果有相关论文，还要先看上几篇。有时候为了千把字的文章，大概会看上十来篇学术论文，力求做到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经得起质疑。

　　这样的写作，当然很累，但至少是对自己负责。因为在从前做编辑的时候，看到很多写作者，很快就把自己写“干”了，这都是不研究问题的缘故。用一个道理去套成千上万千差万别的事情，时间长了，受众读者也就烦了，写作者自己都会觉得无聊。

　　我曾在东方早报的“上海经济评论”副刊上，打算以四川“保路运动”为终点，从一切可能的角度，探讨“保路运动”之所以发生的全部背景。可惜只写了八篇就因忙于其他事情而终止。但这八篇文章，自认为不逊色于历史学者的见识。将来机缘巧合，是可以续写完成的。

　　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写的是韩非子。工作多年后，对韩非子思想又有新认识，恰逢时任新民晚报评论部主任李天扬先生约请，于是在新民晚报上，以“结舌者言”为专栏名，一边读韩非子，一边读新闻，然后把两者结合起来，用这种奇特的文体，写了50多篇专栏文章才罢手。

　　大概意犹未尽，我又用这种方式，在新民晚报继续开出“贤文解毒”，以批评《增广贤文》为主，但同时要兼顾新闻评论，写得不像“结舌者言”那么顺手，写了10来篇就放弃了。

　　我开始尝试网络写作，先后在腾讯网的大家栏目上写了十几篇文章。网上写作一点都不轻松，也不是想象中可以胡说八道。某种意义上，网络写作的要求比平面媒体的要求还要高。网络写作的经验，我后来都做了总结，发在学术刊物上。

　　我还专门搜罗资料，考证“鸡血疗法”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说挖掘的资料，后来被不少文章改写引用，可惜都未署上原始出处。我对细节的东西更感兴趣，对宏大叙事，超长时段的论断，敬而远之。

　　2016年，我们已经依靠互联网生存了两年有余，我的写作也基本上全部搬到网上，纸媒的约稿越来越少。

　　在这一年，我们一群人跟随邱兵先生辞职创办梨视频，从一个文字写作者转变为视频制作者。梨视频的出现，与之前的澎湃新闻网一样，成为媒体转型的经典案例之一。

　　但使用文字观察与思考并没有停止脚步。作为写作者，我与陈季冰、连清川和魏英杰等几位朋友，共同创办了“冰川思想库”的微信公众号。

　　此后，我们的文章主要就发布在上面，“冰川思想库”也一度成为媒体转型的案例，在一些高校成为研究对象。

　　我的关注焦点之一，也逐渐转向互联网之下的媒体巨变，特别是短视频的现状和发展，以及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观念的变革。

　　此外，我偶尔也会在上海电视台和看看新闻网出镜做一做谈话节目，后来还尝试自己录制和制作评论短视频，但限于种种条件，不是很顺利，倒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将来条件允许，仍可有所作为。

　　2009年，苹果智能手机正式进入中国。那时候谁也想不到，10年之后，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如此巨变，打翻了我们的饭碗，逼得我们转型，转型，再转型。

　　同样，站在2019年，我完全不知道2029年的社会样态，自己还能不能继续转型，会不会被更新的技术淘汰出局。

　　世界从未如此不确定。当年，放弃其他机会，从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进入报社工作，以为会以报人身份终其一生，今天回过头看，自己已经随着技术浪潮，漂泊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方。

　　其实，更多优秀人才已经离开了传媒业。传统媒体巨变所带来的后果，可能要到若干年后才能显现，是祸是福，谁知道呢？更可能的情况是，有福有祸。

　　2020年1月中旬，也就是新冠病毒爆发疫情前几天，我离开了梨视频。一开始仍然想做一个内容提供者，但媒体的形态已经越来越向着我意想不到的方向而去，单打独斗不是创业的办法。

　　行业体验是新的，工作方式是新的，见的朋友是新的，有大量新知识需要学习。在这个行业中，偶尔也会遇到过去的新闻人，大家见面聊天，唏嘘不已。

　　新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也没有那么难。就在最近，在众多兄弟姐妹的帮助下，我们的团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完成了中科院一家高成长性高科技公司在上海的落户。

　　当然，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后面还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需要一步一步完成。但注册落户的成功，已经足以自我鼓舞。

　　新的项目在一个一个地沟通和谈判，人也在逐渐进入新的工作状态。静下心来的时候，发现读书写作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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