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Economist （《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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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数量的持续增加，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显著提高，最低工资的作用和影响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根据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分析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流动人口就业、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对流动人口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对女性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对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影响大于城镇户籍。

　　此外，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即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东部和西部就业没有影响，但是对中部地区个体的就业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个体收入均呈现促进作用，即便考虑了就业的负面影响。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仍非常显著。从区域方面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有利于中部和西部流动人口收入的增加，但不利于东部地区劳动者收入的增加。

　　因此，在估计最低工资调整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时，不仅需要考虑就业的负面效应，也要考虑工作时间。而在考虑了工作时间后，最低工资的增加仅对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最低工资的调整会显著降低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因此在考虑就业的负效应后，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增加没有显著作用。对各地区小时工资的分析结果也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仅对西部地区城镇流动人口收入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为了真正提高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需要明确最低工资对应的工作小时数，防止非正规企业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变相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最低工资的目的，保护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利益。

　　在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我国城市内部二元结构所隐含的户籍歧视问题制约了农业户籍城镇居民福利水平向非农户籍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趋同，造成城镇化进程中的福利缺失。

　　利用2011年CHNS数据和2012年CLDS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以及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户籍歧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其他条件下，农业户籍城镇居民承受了更大的劳动强度，但是他们在劳动报酬、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却无法享有与非农户籍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他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地位要显著低于非农户籍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和社会地位。

　　因此，弥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福利缺失，既需要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实现同工同酬，也需要消除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户籍歧视，实现同公共物品消费。

　　如果在教育和营养上投入很低，贫困就容易一代代传下去。大量证据表明，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改变了家庭对幼儿的投资。在现金转移计划进行过程中，接触成功且积极的女性领导者显著增加了对营养和教育投资。那么这些转变在现金转移计划结束后能否持续呢？

　　尼加拉瓜的一个现金转移试点计划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与当地女性领导者互动可以促进现金转移计划影响的持续性。

　　总体上，所有领导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抱负都高于其他受益人，树立了可以追随的榜样。而享受最大收益计划的领导者在经济条件上优于其他领导者，同时对子女未来的期许也更高。这些结果表明，如果当地领导者在现金转移计划中树立了榜样，就可以改变其他受益人的习惯，从而确保大家在教育和营养上投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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